PFI及社會責任投資
PFI是「民間財政倡議（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的簡稱，係進行「社會責任投資（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SRI）」時之必要工具。
政治乃「政府為人民服務之事」，可惜民主社會的政府已經窮於應付日常事務，規劃未來的服務項目則顯得無能為力—此即民間PFI著力之處—經由民間主動的力量服務他人（People through voluntary service to others），替政府解決問題，同時維持社會的經濟活力。
台灣在1980年即面臨產業轉型的問題—這些出現的問題並不是單靠政府力量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民間有識之士主動去回應—因為唯有民間主動的力量才得以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民間才具有「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因此稱為「社會責任投資（SRI）」；由於社會由「人民、企業、政府」組成，政府並非生財單位，所以進行社會責任投資就必須提出「PFI--民間財政倡議」，期望進行的過程中能「為人民創造工作機會、為企業帶來訂單」，進而充裕政府財政，達到富裕台灣的目的。
全球的舊市場在1980年已達飽和狀態，台灣民間有識之士在1979年即與美國的研發團隊發展出「衛星接收器和有線電視」相關產品，以備台灣產業升級之需；可惜，永遠慢民間一步的政府搞不清楚狀況，造成企業在1981年一窩蜂投入生產「冷風扇」及「隨身聽」，與大批生產「魔術方塊」工廠的下場皆是血本無歸。
同時，所謂的「台灣民主浪潮」興起，在台的外商開始關廠外移；在台灣奮鬥的中小企業在這段期間挖空心思開發新產品，有一批人則把電子技術用於發展「電動玩具」產品，跟不上腳步的政府不但未予以輔導，更冠以「賭博性」三個字，動用公權力掃蕩，導致又產生了一批血本無歸的烈士。台灣的民主浪潮越來越高漲，落跑的外商越來越多。一家生產人偶玩具的美商關廠之前謂：「台灣的民主化及國民所得已高達三千美元，已經沒有投資的價值了----」
外商自1960年代來台灣，主要是為了廉價勞力，只是沒想到台灣還有他們不了解的「民間科技力」，供應他們物美價廉交期短的零組件，讓他們在台灣活了二十年—更有從籍籍無名到NYSE股票上市的例子。這些外商到了1986年上半年，幾乎都已經從台灣撤離，每一個撤離都留下了上千名在地的失業人口。政府卻毫無具體的作為以因應這個大趨勢—那是如今大家緬懷的蔣經國執政年代。
即使蔣經國面對大時代的浪潮也是無技可施！舉例來說，1980年代在新竹設置科學園區，一開始也是茫然無頭緒，有個生產「機械式記憶體」的王姓人士被政府奉若神明，結果是被美國的英特爾（Intel）證明其荒謬的程度；還有個說要做「台灣機械人」的仁兄亦被棒上天，沒幾年即無疾而終。
民間有識之士則利用外商廢棄的廠房，幫助日本機器人公司(Star Seiki)在台北縣泰山鄉開啟事業的第二春，同時也促成台灣的塑膠射出成型業自動化成功，運用台灣的單一產業升級，帶動週邊產業也升級，產生出漣漪效應。
除了實際行動之外，更提出了「創新產業、解決失業」八字箴言，以此八字為主軸，進行「社會責任投資（SRI）」，展現出「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同時期的「衛星接收器和有線電視」相關產品成為台灣的經濟活力源，而PFI就在此時成為倡議的議題之一，因為協助「政府有錢」，就能夠順利推行政務。民間的努力，激盪出火花，台灣當局終於在1990年頒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民間的科技能量再次釋放，促進經濟成長之餘，政治改革也獲得階段性的成果。
不過，檢討實際行動，出現了「升級個別產業並無法解決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的結論；於是民間有識之士發明了新興「科技經濟系統（Tech-Economic System簡稱TES）」，希望全面性地更新商業模式—把電子（Electronic）科技導入商業（Commerce），同時以民間經營精密工業的收入，一步一腳印地實行這項社會責任投資的工程。
民間有識之士在1990年代協助政府迴避國際政治空間的轄制，在國際交流平台戮力倡議「創新產業、解決失業」，帶著所發明的新興科技經濟系統（TES）登上國際交流平台的講台，向各經濟體的意見領袖說明「21世紀必需的可多國參與之貿易系統」—運用一張非接觸式的「傳智晶片卡（TranSmart Chip Card）」啟動「全球通用的非現金交易系統（A Universal Cashless System）」，開啟「一扇通往全球市場的門（A Door to the Global Market）」，涵括「金流、商流、物流、資訊流」，普獲認同而贏得電子商務法案，為台灣在21世紀的資訊社會奠定良好基礎。
在英國，則有財務大臣拉蒙男爵（The Lord of Norman Lamont）於1992年推動「PFI」，於1993年成立民間融資小組（Private Finance Panel）；進而於1997年成立財政部特別小組（Treasury Task Force）、英國合夥關係委員會（Partnership UK）以及政府商業署（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接著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與亞太地區的「經濟學院（EI, Economy Institute）」倡議相互輝映，期望建立更好的公私夥伴關係。英國的模式也輸出至德國、荷蘭、義大利、愛爾蘭、蘇格蘭、澳洲、加拿大、香港和日本。
進入21世紀，PFI成為「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重要倡議；
從前述中得知，PFI這項民間財政倡議雖然定義略有不同，卻與歐美先進國家的政府作為亦相互輝映；可惜台灣自從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貪腐橫行，劣質意識泛濫成災，導致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工具被濫用，人民及企業未蒙其利反增其害。如今，「聯合國反貪公約（UNACT）」已經盯上了海島貪腐，而且十三個國家將成立一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PFI倡議將隨著TES這項發明在新世代的開始成為翻轉經濟的新希望。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反貪腐、人工智慧、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
參考文獻：
丁玲虹（2001）。國防雇員的女兒。台中：磐虹。
相關連結：
美國發明專利(Linda
Din Invention)：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030107468
(Entry security device)
http://apec-experiences.blogspot.tw/
(To Meet the Bogor Goal by TES)
http://tnews.cc/07/newscon56044.htm
(APEC科技經濟政策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