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論科技力

9月 29, 2018

「科技力（Technompetence）」是國家強盛的關鍵力量、是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是窮人翻身的關鍵要素。台灣自1966年起，「政府、企業、窮人」三者合作無間啟動科技力的應用，創造了輝煌的台灣奇蹟。由於科技力是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所以取Technology(科技)與之結合成「Technompetence」。

首先是李國鼎先生甫就任經濟部長即在高雄前鎮填海造地，建造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標準廠房，並至美國和先進國家招商，吸引企圖出人頭地的創業家來到台灣；再者，在地的窮人則磨拳擦掌準備工具以捕捉順水流過來的魚，年僅13歲的少年阿昌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蹲在國民市場幫人殺鴨灌水八個月，一方面維繫一家九口活著，一方面勤練從父親身上習得的一技。每次需要購買手工具到五金行時，阿昌總會從口袋掏出大人的手都拿不住的精細「哈多瑁(ハドメ)」抬起頭望向老板，說：「我姓郭，做這種ハドメ，我住在國民市場後面----」總是引來驚嘆：「哇，這麼小的『ハドメ』，要用在叨位？----」

阿昌答道：「電視機就會用到！」

問：「啥是電視機呀？」

因為1966年還沒看過電視機的人，佔台灣人口的百八十以上，所以再解釋也沒用；所以阿昌仍是謹守「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道，繼續勤練技藝以待時機來到。想不到，這個五金行的小小線索，果真讓阿昌和來高雄加工出口區創辦全球電子公司的美國人藍約翰做成生意—1966年12月那張十萬元的訂單，不僅阿昌只花了五天工夫完成而淨賺九萬元，藍先生則躲過創業失敗的危機成為後來全國外銷績優廠第25名，更讓政府吹噓其德政：「我們的高雄加工出口區在1966年12月甫開幕，就有廠商出貨了----」

爾後的日子，阿昌和藍先生發展出數千種的產品、應用材料、自動化機械，從電視選台器零件發展至衛星接收器；同時也經由書面化訂定出標準化的制度，協助後進能夠很容易地進入工業社會。阿昌一家人則成為台南窮人翻身的典範，也有能力進行社會責任投資，在每個轉型升級階段運用科技力發展所需的產業和產品貢獻社會。阿昌於1974年在台南永康鹽水溪旁創建成光精密有限公司時，行政院長蔣經國進來關心說：「很好，很好，民間為國家做事很好---」並贈送學政治者必須懂得的「利用厚生」四個字。「政府、企業、人民」三贏的「W型社會」隨著科技力的擴展，海島在國際之路舉步惟艱的情況下，創造了舉世聞名的「台灣奇蹟」。

如今已經2018年了，坊間反覆討論「22K」的問題，立昌在此提供以前的數據供參：

1968年聘用的作業員月薪新台幣150元，大專學歷的薪資約八百元左右。

1978年的大學畢業生，已服完兵役者，起薪能有新台幣四千元就很感恩了。

1988年的大學畢業生月薪約新台幣一萬五千元左右。

1998年來應徵而擁有大學畢業學歷者要求薪水在新台幣兩萬三千元至三萬元之間。
2008年來應徵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居然有要求一萬九千元薪水者。

回首來時路，孫運璿先生曾經說過，經濟成長率高並不希奇，物價上漲率低及失業率低也不希奇，但是三者同時出現就難能可貴矣。我們從《經濟百問》（黃天麟，2000:21-22）的「歷次中期經建計畫及國建計畫」表1中看出所言不虛。能有如此亮眼的表現，則與「最好的官（the very best bureaucrats）」李國鼎先生有關。

● 最好的官之正向影響

前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說：「在艱困的年代，無人想像得到台灣的經濟能在那麼不確定的世代發展起來，其中有位關鍵人物—李國鼎。」又指出，蔣介石轉進來台後，因需要美國的援助，美國政府關切國民黨官員的腐敗，亟欲避免重蹈在大陸的覆轍，故要求最好的官（the very best bureaucrats），蔣介石別無選擇，只能聽其技術官僚（technocrats）的建議，結合美國的援助計畫，李國鼎因而服務於美援會（the Council for U.S. Aid, CUSA）長達十年工夫。但是，李國鼎覺得：「雖然有美援，但不能長久倚賴美援；因為我們要把自己的『資本形成』提高，也就是『儲蓄』要提高。於是美援會草擬一份『財經十九點』，這個措施等於一個基本方針，以後的政策就照這個方針去努力。」1960年1月8日，李國鼎帶這「十九點」到士林官邸開會，參加的還有陳誠副總統、嚴家淦、尹仲容等人，由當時的財政部長嚴家淦發言，一條一條的向老總統（蔣介石）報告，最後都通過了。而很快地在同年9月訂頒〈獎勵投資條例〉，鼓勵民間投資設廠，興辦營利事業，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國民所得；至1990年，政府訂頒〈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加速改善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李國鼎表示：「我們能有今天，『財經十九點』是一項最基本的貢獻。」

李國鼎在1992年說：「台灣過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快速且持續的發展，首要原因是『政府在適當的時機採取適當的政策』。」李國鼎主張台灣應實施單一匯率，建議成立「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擔任召集人，彙整各方意見，集思廣益，研究改善投資環境，增加『國民儲蓄』（那時的平均儲蓄率只有10%），逐漸脫離倚賴美援。1963年9月，行政院成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把美援會與經濟部、交通部屬下的幾個單位，以及官辦的協會予以合併，李國鼎擔任副主任委員。

李國鼎先生在其回憶錄說道：「我一生中最注意的，就是如何建立『解決問題的制度』。」並解釋其作法：「在1965年1月，政府改組，發表我任經濟部長，6月美援停止；那年糖價最低，美援又停止，證券市場也起風波。面對困局，要把『國內經濟安定下來』之後，才能促進外銷。這時有外資進來了，一方面，我們因為在發展中，最需要長期資金；一方面，國外銀行開放銀行貸款，我們運用經合會正式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民間需要的長期資金，則透過中華開發公司去貸。」同時，很要緊的，就是政府要準備好適當的機構，在適當的時機負責推動政策。例如邀請世界銀行的專家來一起研究，成立開發銀行的可行性；結果開發銀行成立，中華開發信託公司也成立了，立刻將美援的開發貸款基金一千萬美元轉貸，讓它再轉貸給台灣的中小企業。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基礎。此外，成立生產力中心進行產業輔導，幫助中小企業改進品質、訓練人才；還有手工藝中心，幫助手工藝業者等等。經合會在1973年改為經濟設計委員會，1977年再改組為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會）（2014年與研考會合併為國發會）。

1980年代末期，談到高科技需要創業投資，李國鼎先生又去引進創業投資；也邀請在美國創業投資做得很好的人來台，同時請交通銀行和開發基全加以配合。一筆兩千萬的創業基金，一千萬可在美國用，一千萬可在台灣用；在美國用的計畫，委託在美國有經驗的創業投資公司來負責，如此一來，等於兩邊搭上橋樑，技術就跟著進來。(郭定，2016:52-53)

● 科學技術發展方案

李國鼎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期間，深感「產業升級」之重要性，因而從1970年代末期積極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方案」，選定八大重點科技，其中尤以「資訊科技」居首要地位，促成政府選定資訊工業為策略性工業，推動成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II），並敦促經建會研訂「中華民國資訊工業部門發展計畫（1980-1989年）」，預先勾繪我國資訊工業十年發展藍圖與重要措施，奠定我國資訊工業發展堅固之基石。並於1979年底在台北舉行台灣的第一次「資訊週」，定義在資訊社會中「資訊力即競爭力，亦是國力」，也把基本應用軟體的課程放進專科以上教育課程之中。科技產業催化了台灣的1980年代經濟政策，李國鼎的作法促進了經濟成長；同時因科技產品行銷全球市場，而稍解台灣被擠壓的國際政治空間，也造成「科技與政治經濟」變成互為影響，形成不可分割的關係。 (郭定，2016:54)

從以上論文摘要，可知台灣的「科技力（Technompetence）」發展到了1980年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政策，再也不是像阿昌和藍先生這類案例—只是民間在鼓吹的情況；爰此，台灣在科技力的普及之下，國民所得也從兩千美元增加至壹萬兩千美元。台灣的社會充滿生命力，台灣的製品充滿了競爭力。

● 社會企業家為下一代開出路

惟台灣是個海島，又是小型經濟體，沒有本錢孤芳自賞；1986年，有個家庭主婦丁玲虹，突然間抱著五歲大的兒子，擋在老公阿昌面前說：「我要創業！」

阿昌問：「日子過得好好的，創業做什麼？」
丁答：「解決失業，還有為下一代開出路！」因為丁玲虹認為下一代不可能有阿昌的際遇，所以倡言以社會企業的型式創業蓄積資金發展創新產業。

丁玲虹真的在禪修之後，在桌上又畫又剪又貼地弄出了一張示意圖，說是「電子+商業」的新經濟模式，是新科技經濟系統—「電子商店系統」（簡稱TES），自食其力完成整個研究發展；俟丁玲虹(Linda Din)帶她的發明到1997年溫哥華APEC時，各國友人無不驚嘆為「A Door to the Global Market (一扇通往全球市場的門)」，咸認為這個新商業機制「不僅能夠富裕台灣，更能夠造福世界各地的新創業者」—並統計出一個數字2.4億人(APEC 2003)。

發明電商系統的丁玲虹以K-Horn Science Inc.董事長身份擔任APEC 1998講師時據以提案，贏得APEC 「Steering the E-Commerce (電子商務領航計畫)」，同時獲得其發明的法源依據，進而在APEC 2000倡議「ICT(資通訊)」普獲認同，台灣終於有機會主導21世紀主流科技社會了。因為，新世代國際競爭的條件與往昔截然不同，所以丁玲虹發明的TES不在於體積的大小，而是「科技力」的引導，能夠在一個定點延伸至全世界，形成金網（Golden Net），引導10兆美元流進這個定點。台灣若能在2000年5月20日承繼以前的國家發展氣勢，即可永遠擺脫海島型經濟的束縛，升級成為上游發單的「海洋型經濟體」，鄉親們能夠經由TES而「人在家中做、賺得世界錢」，政府則財政充裕，台灣將成為名符其實的福爾摩沙。

由於預見2001年台灣將出現自1953年以來的首度負成長，《國防雇員的女兒》（丁玲虹，2001）就是寫來向層峰建言，並且與府院黨及學研各單位分享「科技力決定國家的興衰」。書中特地把發明「電商產業」的來龍去脈、何故需要「虛實整合的通路」？鉅細麋遺地反覆說明；可惜，不但未能感動受贈者，作者更遭到極高規格的無止盡貪腐肆虐，以至於定名為「富裕台灣計畫」的事工延宕，年輕人也不知道為何會有「停滯性通膨」—出現22K這個數字？所謂的專家學者只會以東風撐肚腹，卻提不出解決方案。

● 科技力需要反貪腐

APEC 2009 CEO Summit(領袖會議)邀請阿昌前往貢獻「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重建全球經濟)」之道，期能儘快脫離金融海嘯(2008)產生的困境；阿昌貢獻的「IIA-TES」在他國產生了果效，唯獨台灣依然原地踏步。終於有個結論，原來「科技力有個罩門—就是貪腐攻擊」；尤其是，權錢掛勾的貪腐攻擊將使科技力的效益化為烏有，變作荼毒善良老百姓的血滴子。鑑於此，APEC各經濟體除了發表了「利馬反貪宣言」之外，反貪腐的聲浪日漸高漲，各經濟體領袖在APEC 2014支持「北京反貪腐宣言（the Beijing Declaration on Fighting Corruption）」，讚揚在打擊貪腐方面所表現出的堅定決心，包括通過有效的反腐措施(We commend the strong resolve shown in fighting corruption, including through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measures.)。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在十九大中重申「除貪務盡」的決心。而今年8月21日聯合國機構來到了台灣，審查海島的反貪腐進度。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在2010年邀請電商系統發明人丁玲虹，在其「領導人才養成班」中報告〈如何使台灣增加壹萬美元國民所得〉—仍然是得依靠「科技力（Technompetence）」，提升優質意識—消滅貪腐，從而善用新科技經濟系統，停止台灣的飄流現象，台灣的經濟復興指日可待。

台灣黃金年代公部門代表人物李國鼎先生曾經跟阿昌說：「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而已。」而李先生認為，政府在「適當的時機採取適當的政策、建立解決問題的制度」，發展重點科技是成功的關鍵；是故，值此國際會議將進行重大決議的關鍵時刻，公部門若能「做該做的事」，進而落實丁玲虹在1998年APEC的倡議—建置ICT控制中心，則人民的收入必能回歸市場機制，22K必將成為歷史名詞—或者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