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論國際移動能力

12月 09, 2018

國際移動能力（Glomobile Ability）是台灣經濟在1970年代起飛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這是公部門正確的行動、民間力量銜接所建立的典範。

國際移動能力需要先釐清其定義，更需要達成目的之載體及媒介物。如果定義「會說第二或第三種語言」就具有國際移動能力，那可能無法達成目的；因為目的若是在於「發展經濟」，語言能力只是順暢了溝通的管道，並不能改變現實的經濟情勢。日前觀看一部名為《Burning》的電影，劇中女主角阿美說要到非洲，即使她能夠與肯亞人溝通，但是她回到首爾仍然是無法改變其困窘的生活環境；所以，達成「目的」的載體及媒介物才是最重要的元素。

舉個實例來說：阿峰小學畢業後即出外打拼，到台北當飯店服務生十幾年之後，手上有了一些積蓄，決定回到南部家鄉創業，他找上了被稱為「董事長製造機」的阿昌；阿昌拿了幾樣電子零件教他怎麼做及賣給誰，阿峰真的下苦功努力地經營這幾樣電子零件。幾年之後，阿昌與官員在德國慕尼黑電子展裡看見阿峰也來參展，發現阿峰除了只會講台語之外，其他語言仍一竅不通，但是卻懂得善用週邊資源，把他如數家珍的產品經由翻譯賣進歐盟市場，證明不懂外文也具有國際移動能力，因為阿峰有很強的核心能力—就是深知自己的產品及市場定位。

從實例中看出，政府（公部門）有合宜的政策及作為—形成載體及媒介物，民間人士（阿峰）利用這些工具，帶著他的心血結晶（產品）跟著參展團到了歐洲電子產品大展中擺設一個小攤，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國的買主，於是阿峰從台灣南部一個偏僻的小工廠，把他的觸鬚延伸至歐洲十幾個國家 (市場)。阿峰不但改變了他的生活模式，且提升其社會地位—「王董」之聲不絕於耳，與阿美的窘境截然不同。

台灣的公部門自1953年起，開始認真思考發展經濟的問題，產生漣漪效應，終於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從《科技產業對台灣政經之影響》（郭定，2016）這部論文裡，析探台灣政經發展史的過程中看出，台灣經濟史應從1949年國府遷台開始算起，短短一年內大量湧入的人口考驗著執政當局的能力—其一方面要鞏固邊防、同時要穩定民心，所以祭出「白色恐怖」的血滴子，導致阿坤的事業因匪諜案而嘎然中止，也注定其兒子阿昌的命運與台灣經濟史糾纏不清；因為阿昌出生的1953年，國府啟動了「經建計畫」，執政當局除了興建與修復水庫，普及供電供水之外，開始摸索與民生有關的經濟政策，1960年的〈獎勵投資條例〉開啟民間興辦工廠的風潮，接續至1965年訂頒的〈加工出口區設置條例〉及「保稅廠」政策掀起台灣經濟發展的序幕。

國府丟掉大陸江山，轉進來台，旋即進行高壓統治，阿坤堪稱是最莫名其妙的受害者。當時身陷匪諜案的阿坤常常講的一句話是：「都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抓去槍殺，還賺什麼錢---」危機感使得阿昌自1962年起即緊跟著阿坤學習諸多技術中的一樣—“Deep Drawing(深拉筒)”。到了1965年6月，阿昌已經能夠獨力完成相關的模具、材料及自動機器，生產出無人來買的精細深拉筒製品—哈多瑁端子；不過，阿昌仍然勤練僅會的一招半式，真的在1966年12月有高雄加工出口區的美商來下了訂單，進而發展出數千種產品、行銷至一百多個國家，創造了台灣的精密工業—阿昌因此深刻地體悟到「動靜」與「善惡」之間只是一線之隔，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擁有「核心能力」才能迎接逆境的挑戰，掌握大時代的脈動，展現「國際移動能力」至世界各地。

茲摘錄《科技產業對台灣政經之影響》第55-56頁，對台灣的政經發展史，深入地析探其「變動」如下：

科技產業與政治對經濟三者是相互影響，宜以「系統思考」其因果關係，才能挖掘出結構性問題，對症下藥，解決當前的社會困境。

台灣在歷史的轉折點，因緣際會，經歷各種不同的現象，在「動態」與「靜態」思維之間掙扎；然而，領導者在關鍵時刻所選擇的變化，變成社會改善工程的助力，在危機之中創造生機。台灣曾經因為歷史的錯誤，造成族群的衝突；如今國家認同形成目前台灣最重要的政治現象。「國家認同」的必要條件，在於正視台灣既存族群的事實。由於戰爭的緣故，出現「屯墾」現象，也帶來地方的改變，生活的變化；加上教育政策的施行，台灣蘊藏著豐富的腦礦，強大的能量蓄勢待發。台灣有其歷史淵源，是故，早在海獠時代就已經存有科學技術，連帶影響當地的政治及經濟的發展，成為西太平洋的海權商業重心。檢閱歷史文獻，從〈臺灣棄留疏〉可知台灣「魚鹽滋生；硫磺、水籐、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康熙時代為製造彈藥而來台採收原料的郁永河所寫的《遊記》，在在可以看出台灣並非所謂的天然資源匱乏，反倒是處處寶藏。

變動促使政策轉向，昔日的作為成為今天的歷史。相對於變動的另一面就是穩定，當然，相對於漸進式的變動來看，或許也可視為是種穩定，所以穩定與變動並不一定全然對立。卡爾‧巴柏（Karl Popper, 1902-1994）指稱古代的赫拉克里圖斯（Heraclitus）發現「變」（change），認為一切事物都是變動的，沒有事物是靜止的。世界並不是一座大廈，而是一種廣大的歷程；不是所有事物（things）的總和，而是一切事件、變化或事實的整體。台灣在1970年代「變」得特別地突出。美國經歷失落的1970年代，台灣卻能在內憂外患交相迫之際，從「變」中創造出經濟奇蹟；至於1980年代，美國的復興到底是雷根正確的政策，抑或台灣的科技及政策與之相互影響的結果？實有待另文專門探討。不過，從李國鼎歷經美援會、經合會，以至於主掌經濟部和財政部的表現，顯示台灣的經濟創見，對美國的公共政策不無影響。

檢閱台灣向上提升的文獻時，凡有貢獻者，都有具體的思想、步驟、方法，以及有效地執行其政策。例如1960年1月，李國鼎擬了「財經十九點」，經過政府高層同意，旋即訂頒〈獎勵投資條例〉，成為政經發展的基本方針，促成台灣自1965年繁榮興盛的分水嶺，不斷向上提升，直到1990年才進一步訂頒〈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除了清楚明確之外，還輔以專責機構落實政策，達成福國利民的目標。台灣在1960年代歷史轉向的時刻，精準地掌握了時代的脈動，即使在威權統治之下，仍能促進經濟發展，再催化時代所需的政策，形成良性循環。

例如1965年經濟部與國防部、教育部聯合舉辦全國第一屆科學會議；兩年後，總統府設立安全會議，其中設立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行政院成立「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國科會根據對台灣不利的各種因素進行研究，主事者實地赴先進國家考察，帶回來可資學習的案例，成立跨部會任務小組，集思廣益，進而找出改善的方案，訂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1980年成立首座科學園區，與美國同步發展新興產業，創造市場競爭能力，進而改善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產生衍生性效應。

除了鼓勵國內的產業發展之外，更權宜地突破考選窠臼，遴聘海外學人歸國服務，進而成為竹科的創業尖兵，影響力至今不減。並且與時俱進地發展新興科技—例如「奈米科技」的研究，應用於各種材料、零組件，維續台灣的產業競爭力於不墜，也奠定了21世紀科技產業發展的深厚基礎。可惜，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論「一個治下人丁減少、日趨沒落的政府，就是最壞的政府。」居然出現於2000年以後的台灣。凸顯「變好」或「變壞」，仍是在掌權者手裡。組織發展談及「投入-轉換-產出」三階段的過程，最有關聯性的仍在於專業人才及官僚體系，也是台灣目前纏身其中的問題；從第三次政黨輪替的「三個五大計畫」政策宣示，套上目前的停滯現象，浮沉則在未知之數。（郭定，2016：55-56）

從論文的析探中，「教育」是奠定台灣科學技術的基石，促使台灣民間蘊藏著特殊的核心能力，也自海獠時代即具有的冒險犯難精神；李國鼎先生自國府遷台之後經手美援計畫，戮力從公，為人民開出路，在威權時代提出「財經十九點」居然被層峰接受，進而衍生出〈獎勵投資條例〉，以及後來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符合日裔美籍管理與社會學家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的「專注才能出類拔萃」觀點。

出席APEC各級會議時常聽見「Barrier Elimination(障礙排除)」。論文中提及，小型經濟體的發展，「政經柵欄」越少，「社會選擇」越多；換言之，公部門的障礙越少，民間力量就容易發揮。特別是台灣四面環海具有通衢之便，在新世代原本能夠創造海洋型經濟利益。台灣的創業者在過去比較能夠成功，在於企業可以「借重於免費供應的」許多社會資產，台灣擁有民主開放的制度，也有領導權可和平轉移的政府，以及普及的教育，這些社會資產就是歷史轉向的優勢。當一個國家具有能力去記憶，分辨優劣，則這個國家便具有一種「社會記憶力」。為求擁有「實力」，社會記憶力必須藉由「人民、企業、政府」組成的網絡來展現，施展其強制力，對那些值得嘉許的產業予以贊助，或給予應當懲誡的利益集團撤銷「合作」；這個國家才能將資源集中到它經濟與社會的問題上，而唯有集中資源，我們的經濟與社會才能獲得進步。

特別是社會記憶力，建立在優質意識的社區感、責任感及公德心之上，能夠從20世紀末期奠定的基礎，例如「建立優質民主政府、建構社會安全體系、教育改革、修正農業發展條例、環保與生態政策、促進產業升級、交通建設、發展人造衛星、邁向網路大國」，以及第三部門與「弱勢團體政策」，皆係提供載體及媒介物不可或缺的要素。可惜自公元兩千年以降，開放社會的年輕貴族未能鑒古知今，更視優質的社會記憶力於無物，造成劣質意識氾濫，民間仰賴的載體及媒介物淪為錢權掛勾的工具，台灣的社會瀰漫著漂流思想，導致阿昌經營精密工業所得進行社會責任投資的成果被截掠，台灣出現了看似無解的停滯性通膨，造成年輕人創業似乎只能局限於「咖啡、雞排」之間，阿峰創業的例子變成遙不可及。

事實上，台灣的景況再糟，也不會比1965年惡劣，李國鼎先生甫就任經濟部長，馬上排除萬難宣布「在高雄前鎮填海造地建造標準廠房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磨拳擦掌準備好的少年阿昌真的在1966年12月與來高雄加工出口區的美商全球電子公司做成生意。阿昌最早的工業產品英文叫「Eyelet」、日文叫「ハドメ（哈多瑁）」，一個手掌就有一萬個，是很精細的深拉筒銅加工品—用於電視機選台器及揚聲器裡；Eyelet之生產過程必須要製作精密而複雜的連續沖模，放到自動加工機器上面，而且還要和銅板工廠研究材質的精密度，才可以符合外商嚴苛的品質要求—13歲創業的少年阿昌做到了。美商全球電子公司來台創業成功，吸引更多的外商來到了台灣，阿昌則在台南崇安小街的土角厝中把產品賣給歐美日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電視天線都是阿昌的傑作，因此行有餘力地發展各種新產品、應用材料及自動化機器分享鄉親，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此外，在1974年還獲得行政院長蔣經國的鼓勵參與「國民外交」，因台南與聖荷西（San Jose）締結姐妹市而影響矽谷科技產業的發展。更於1986年因預知台灣未來的困境而發明新「科技經濟系統（簡稱TES）」創造「全球通用的非現金交易制度（A Universal Cashless System）」，帶至APEC促成許多的法案及政策。

由於創業惟艱，少年阿昌雖有幸和美商做成生意，接著訂單如山洪暴發，卻根本無暇如一般人那樣求學，所以第三種語言只限於可溝通範圍，但是卻有不可思議的國際移動能力，甚至是國際穿透力。如今，2018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覺醒的台灣人民用選票教訓了開放社會的敵人，接下來就是留下來執掌各都的百里侯和千里侯的職責；如若能夠認清國際大趨勢，善用我們創造出來的全球通用系統與制度，將可以成為年輕人穿越時空的載體及媒介物，再創台灣新奇蹟。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反貪腐、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智慧財產權、孵蛋器、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

參考文獻：

郭立昌（2005a）。見證台灣四十年。台中：磐虹。

郭定（2016）。科技產業對台灣政經之影響。桃園：國立中央大學。

搜尋此網誌

郭立昌

郭立昌論國際移動能力

參考文獻：

相關連結：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我的伯父是台籍日本兵

黑手博士

我們發明的非現金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