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

PFI 是「 民間財政倡議 （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的簡稱，係進行「 社會責任投資 （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 SRI ）」時之必要工具。 政治乃「 政府為人民服務之事 」，可惜民主社會的政府已經窮於應付日常事務，規劃未來的服務項目則顯得無能為力 — 此即民間 PFI 著力之處 — 經由民間主動的力量服務他人（ People through voluntary service to others ），替政府解決問題，同時維持社會的經濟活力。 台灣在 1980 年即面臨產業轉型的問題 — 這些出現的問題並不是單靠政府力量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民間有識之士主動去回應 — 因為唯有民間主動的力量才得以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民間才具有「 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 」 — 因此稱為「 社會責任投資 （ SRI ）」；由於社會由「 人民、企業、政府 」組成，政府並非生財單位，所以進行社會責任投資就必須提出「 PFI-- 民間財政倡議 」，期望進行的過程中能「 為人民創造工作機會、為企業帶來訂單 」，進而充裕政府財政，達到富裕台灣的目的。 全球的舊市場在 1980 年已達飽和狀態，台灣民間有識之士在 1979 年即與美國的研發團隊發展出「 衛星接收器和有線電視 」相關產品，以備台灣產業升級之需；可惜，永遠慢民間一步的政府搞不清楚狀況，造成企業在 1981 年一窩蜂投入生產「 冷風扇 」及「 隨身聽 」，與大批生產「 魔術方塊 」工廠的下場皆是血本無歸。 同時，所謂的「 台灣民主浪潮 」興起，在台的外商開始關廠外移；在台灣奮鬥的中小企業在這段期間挖空心思開發新產品，有一批人則把電子技術用於發展「 電動玩具 」產品，跟不上腳步的政府不但未予以輔導，更冠以「 賭博性 」三個字，動用公權力掃蕩，導致又產生了一批血本無歸的烈士。台灣的民主浪潮越來越高漲，落跑的外商越來越多。一家生產人偶玩具的美商關廠之前謂：「 台灣的民主化及國民所得已高達三千美元，已經沒有投資的價值了 ---- 」 外商自 1960 年代來台灣，主要是為了廉價勞力，只是沒想到台灣還有他們不了解的「 民間科技力 」，供應他們物美價廉交期短的零組件，讓他們在台灣活了二十年 — 更有從籍籍無名到 NYSE 股票上市的例子。這些外商

國際移動能力（ Glomobile Ability ）是台灣經濟在 1970 年代起飛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這是公部門正確的行動、民間力量銜接所建立的典範。 國際移動能力需要先釐清其定義，更需要達成目的之載體及媒介物。如果定義「 會說第二或第三種語言 」就具有國際移動能力，那可能無法達成目的；因為目的若是在於「 發展經濟 」，語言能力只是順暢了溝通的管道，並不能改變現實的經濟情勢。日前觀看一部名為《 Burning 》的電影，劇中女主角阿美說要到非洲，即使她能夠與肯亞人溝通，但是她回到首爾仍然是無法改變其困窘的生活環境；所以，達成「 目的 」的載體及媒介物才是最重要的元素。 舉個實例來說：阿峰小學畢業後即出外打拼，到台北當飯店服務生十幾年之後，手上有了一些積蓄，決定回到南部家鄉創業，他找上了被稱為「 董事長製造機 」的阿昌；阿昌拿了幾樣電子零件教他怎麼做及賣給誰，阿峰真的下苦功努力地經營這幾樣電子零件。幾年之後，阿昌與官員在德國慕尼黑電子展裡看見阿峰也來參展，發現阿峰除了只會講台語之外，其他語言仍一竅不通，但是卻懂得善用週邊資源，把他如數家珍的產品經由翻譯賣進歐盟市場，證明不懂外文也具有國際移動能力，因為阿峰有很強的核心能力 — 就是深知自己的產品及市場定位。 從實例中看出，政府（公部門）有合宜的政策及作為 — 形成載體及媒介物，民間人士（阿峰）利用這些工具，帶著他的心血結晶（產品）跟著參展團到了歐洲電子產品大展中擺設一個小攤，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國的買主，於是阿峰從台灣南部一個偏僻的小工廠，把他的觸鬚延伸至歐洲十幾個國家 (市場)。阿峰不但改變了他的生活模式，且提升其社會地位 — 「 王董 」之聲不絕於耳，與阿美的窘境截然不同。 台灣的公部門自 1953 年起，開始認真思考發展經濟的問題，產生漣漪效應，終於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從《 科技產業對台灣政經之影響 》（郭定， 2016 ）這部論文裡，析探台灣政經發展史的過程中看出，台灣經濟史應從 1949 年國府遷台開始算起，短短一年內大量湧入的人口考驗著執政當局的能力 — 其一方面要鞏固邊防、同時要穩定民心，所以祭出「 白色恐怖 」的血滴子，導致阿坤的事業因匪諜案而嘎然中止，也注定其兒子阿昌的命運與台灣經濟史糾纏不清；因為阿昌出生的 1953 年，國府啟動了「 經建計畫 」，執政當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