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

2月 19, 2023

文/郭立昌

摩西出埃及後，傳達上帝的旨意，曉諭以色列民要有「社會責任」，說：「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欺壓他；不可苦待寡婦和孤兒；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銀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息。」(出埃及記22:21~25)顯然「社會責任」是神的要求，謹守遵行就是信受奉行神的道。

《社會責任》是2008年預見第二次政黨輪替，為了鼓勵年輕貴族所寫的書。

《社會責任》初版發行於2008年5月

初版只有248頁，僅其中的「社會責任投資」即產生效用，除了全球緊鑼密鼓地準備「最佳實例—TES」商用之外，祕魯APEC領袖會議真的制訂「利馬反貪宣言」；然而，海島的貪腐依舊橫行，以台灣為非聯會員而明目張膽地肆虐這地這民。爰此，第二版的《社會責任》增加至363頁，主要目的仍在鼓勵年輕貴族懂得「社會責任」—即使他們不懂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也應該看得懂淺顯的故事吧。

社會是由共同需求的人組成，責任是「回應問題的能力」—台灣的公部門從1965年開始有回應問題的能力，讓許多人民能夠從無到有，白手(或黑手)起家；可惜，自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公部門失去了回應問題的能力，導致劣質意識氾濫，海島平白失去上天恩賜的機會—主導全球主流科技社會，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則失之交臂。

相傳堯舜之治時，天下太平，老百姓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某日，舜問堯治國之道，堯答道：「我不該欺侮無依無靠的人民，不拋棄貧窮的百姓，悲憫安慰死者的家屬，勸勉稚子孩童，哀憐孤寡婦人。這就是我用心的事情。」看來都不像大事，卻是建構安和樂利社會的基礎。摩西出埃及之後，曉諭老百姓必須有「社會責任」，說道：「不可虧負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兒與寡婦；不可放債取利，欺壓窮人。」然而，海島卻反其道而行，造成失落的十年。促成漢朝文景之治的鼂錯說：「好皇帝不必為老百姓耕作，不必為人民織衣，只要有一個『好的政策』，大家就會有好日子。」簡言之，公部門的責任只是用心於上述的小事，社會就能安靖，海內承平。進行社會責任投資以落實富裕台灣計畫，就是彌補公部門力有未逮之處，迎來的卻是貪腐加公器的肆虐。

根據社會學者李維特（Theodore Levitt, 1925-2006）定義：「按照一般的說法，『公部門』(Public Sector)是指『政府』選擇性的做事，可以做或應該做的；但留下一個巨大的『殘留物』（residuum），其可被分成各種方式來進行。我把這種殘留物稱之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存在於公部門的某些限制，被視為導致政府失靈的因素，而且進而影響私部門的運作失靈；由於公私部門失靈的出現，使得第三部門社會資源力量的整合開始獲得了重視。不過，我們早在上個世紀即透過第三部門，以「社會企業」的模式彌補公私部門的不足—例如八O年代「發明創新產業」，在九O年代贏得「國際法案」—這些皆非公私部門力所能及之處。

為了幫助鄉親懂得「創新產業」影響未來重大，所以KSI社會企業舉行「科技與未來講座」，不定期發行《科技與未來》特刊(張開來像一張報紙)。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海島的民當年為生活奔忙，很少餘力去充實知識，鑑此特向層峰建言，期望公部門一起來共襄盛舉，在1990年代很快就交辦下去，因而有了「中小企業巡迴服務列車」。

《科技與未來》特刊 (又稱『簡訊』)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黎昌意處長說：「政府好意舉辦『中小企業巡迴服務列車』，希望擴張大家的視野，增加知識，但官員加專家十人在台上，台下廠商才來了兩個----」充滿了無奈。當年急功好義的KSI董事長丁玲虹居然「無償」地攬下這項社會改革工程，一路從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到澎湖，每場至少50位來賓，多則數百位。甚至於連「亞太經合會科技交流展」(APEC Technomart II)都爭取來台北世貿中心舉行，幫助鄉親知道全球產業及科技的大趨勢。

丁玲虹無償承攬的「中小企業巡迴服務列車」

雖說「無償」，但要維持平均每場百家企業參與的紀錄，卻花費了我們許多的資源—我們平均一場要從口袋掏出約十萬元補貼；社會責任投資就是如此，不求回報地付出再付出。不過，好心總是有好報的。因為我們促成了1998年APEC「電商法案」，持續在1999年紐西蘭的會議爭取「強力督促各經濟體落實電子商務」—主要是各國要做好基礎建設。由於一下子跑美國、一下子跑德國，奔波勞碌以至於在紐西蘭會議中咳嗽不止；紐西蘭的朋友送來當地的「蜂膠」(Propolis)，滴在開水中喝了居然不咳了。立昌為文「神奇的蜂膠」刊在《科技與未來》，居然大家不注意「電子商務領航員」，紛紛欲購買神奇的蜂膠，造成一週賺得五千萬元的社會責任投資基金，持續進行富裕台灣計畫。

一週賺五千萬元的「K-Horn Propolis」

全球的產業發展在金融海嘯之後產生重大的轉變，我們以非政府人士「民間自發型的服務他人」，在國際會議倡議的「EC(電子商務)/ MB(微商)/ ICT(資通訊科技)/ Cashless(非現金系統)/ RFID(傳智晶片應用)」以及「衛星支援以升級行動通訊器」，不僅普獲認同和接受，特別自2020年新冠疫情之後，文明世界的人幾乎都進入了當年的倡議。猶記2003年APEC的講台，講師Linda Din (丁玲虹)提出「衛生(Hygiene)倡議」，各經濟體代表和觀察員專家們疑惑地問：「使用科技創造新產業解決社會問題，和『衛生』有何關係？」經過解釋之後，大家似懂非懂；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大家徹底明白社會責任投資是「要看人之所未見」，超過三十兆美元的「非現金」年交易額說明了產業傳道的重要性，讓病毒侵襲期間，全球經濟仍可以在「沒接觸」(Contactless)的情況下持續運轉。所以說社會企業並非植基於「免稅」或「登錄為非營利組織與否」，而是「民間自發性的服務他人」，才得以幫助人們趨吉避凶，甚至於像海島遇難成祥，擺脫失落的二十年。

社會責任的對象包括「國民/企業/政府」，國民應盡的責任因有法令而無所推卸，企業亦然；惟政府係非生產機構，需要國民和企業創造資源，以維持其運作的功能。是故，政府的唯一功能就是「服務人民(含企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APEC領袖會議說：「政府應該為民間企業開出路，創造商機，為人民謀福利，也增加政府收入！……」不過，如同秘魯的朋友認為「不可任由貪腐集團傷害產業傳道人」，貪腐結合公器將導致國家的敗亡，所以「利馬反貪宣言」連結到聯合國反貪公約(UNCAC)，終於找上海島當局，要求年輕貴族必須遵守國際規範，得以使產業傳道人的社會責任投資，達成使命目標。

因此，「政府社會責任」必須再加以詮釋。

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的地方，有生活的需求而產生「經濟活動」，有活動就需要「維持秩序」；因此，政府即應運而生。法國大思想家盧梭說：「公共力量必須有一個適當的『代理人』來把它結合在一起，並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動；他可以充當『國家與主權者』之間的聯繫～。這就是國家之中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從盧梭的話中，可以看出：「人民應是『主權者』，政府則是主權者的代理人；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在於『為人民服務』。」總之，政府的責任在於「具有回應問題的能力」，解決社會困境，製造問題的代理人即與主權者為敵。

古人說：「官員們遵行法度，依照條理順序來掌理政事，把耕作視為常態，以生產衣食為要務，把繁衍子孫、藏富於民、撫養老弱孤寡放在心上，老百姓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簡言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若能做好份內之事，就是盡到他們的社會責任，人民就能過好日子。以前唐堯、夏禹時代有九年的水災，商湯有七年的旱災，人民卻沒有陷入饑荒，因為儲糧夠多；盡責的政府就是如此。

管仲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安存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又說：「從其四欲(佚樂、富貴、存安、生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憂勞、貧賤、危墜、絕滅)，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聽說十六世紀時，歐洲就有人流傳著一個故事：「東方有個多水之處，有塊陸地矗立於海中，能自生自養、自給自足，故稱『美麗之島』！」傳說中的美麗之島，據悉就是台灣。可惜，這個美麗之島總是被強權當成商品，轉來轉去；1945年時，大家很高興有個主，卻被莫名其妙地打到噤若寒蟬。二十年間，只因執政者沒做好份內之事，致使美麗之島蒙塵，民生凋敝、滿目瘡痍。

轉眼到了1965年，新上任的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在高雄前鎮區蓋著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國人來投資。家長被惡意逮至新生街(台南監獄)的日子，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企圖與加工區的美國人做生意，突破萬難去台南市政府登記了一間小工廠—「成光金屬加工廠」。想不到，幾個月後，他真的和美國人做成了生意。

那個被傾覆三十幾年的家，不到兩三年就被那少年再度建立；也奠定了「台灣的精密工業基礎」，成為翻身的典範，從台南市影響至美國加州聖荷西市，及至於矽谷。以上翻身的故事反映出，盡責的政府官員—李國鼎先生能使貧民變富翁，不負責任的官員卻會使老百姓什麼都不剩，二者相差不啻天淵。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了什麼？」這段話卻是野心政客炒作的材料，不斷地壓榨普通老百姓，以掩飾其執政之無能；太遠的不必談，只比較1945-1965年那民生凋敝的台灣，即知政客的醜惡嘴臉—社會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稱之為「年輕貴族」，係開放社會的敵人。

1974年時，為了與美國加州聖荷西市締結姐妹市，筆者賣命地在永康鹽水溪太平橋畔蓋一間大宅；有一天，幾部大車開進來，蔣經國先生走出車子，詢問施工的情形。不久，接獲邀請去參加他的早餐會，才知道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這位行政院長推動的「十大建設」必須親自籌措財源。儘管如此，十大建設仍然完成；一般老百姓只有享受到建設的成果，並未感受到建設時有什麼特別的壓力。

1997年，我們前往恭賀謝東閔先生九秩華誕時，老人家娓娓道起《禮運大同篇》，他說：「大同世界從小康社會開始，小康則從消滅貧窮著手。」頓了一下，又說：「當年的小康計畫，由政府提出、民間配合執行，幾年內使47萬貧戶減少到幾千戶，這是『國家不花錢的建設』。」政府只需提出「好政策」，老百姓就知道怎麼做。

1990年代，我們向層峰建議「產業升級」的方案，1993年就舉辦第一屆國際自動化大展，使鄉親進入了自動化的時代。建議「孵蛋器」(Incubator)，1996年就有創新育成政策。除了全民直選的政治改革工程在進行之外，李登輝總統默默地奠定「網住大未來」的基礎。不過，形勢易轉、人心不古，想起李國鼎、蔣經國、謝東閔和李登輝先生，不禁感嘆：「同樣是人，怎會差那麼多？」因為，1966年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人，赤手空拳竟然能在十年間打下一片江山，使被嘲笑了37年的家，成為台南窮人翻身的典範。然而，公元兩千年，擁有龐大的資源，竟然遭肆虐至寸草不留；幸好有個新冠疫情，打開了世人的視覺。

即使好官難求，我們仍然一本初衷地以民間的力量，為台灣準備了一個智慧產業、海洋型經濟，盼望在海洋世紀裡能掌握到中心點應有的利益。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說：「美國政府有許多事不能做，也做不到，解決之道就是民間主動服務他人(People through voluntary service to others)。」柯林頓先生只是簽署了一些民生法案—例如網際網路/3C整合/數位化等，讓人民與企業比較好做事，美國經濟在他的任內由衰轉盛，好到美國錢淹腳目，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台灣。

那段期間，台灣業者把訂單帶往大陸，也帶動中國經濟從1993年上海東亞運動會後開始起飛。美國政府幾十年來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到了1999年也轉虧為盈，美國人以為國債可以止於一兆美元，並逐步邁向無債國家；大家充滿了希望，與1979年那種無助完全不同。這就是「生產型社會」帶來的正面效應。「生產型社會」則是社會責任投資的成果。

然而，柯林頓總統卸任之後，美國的經濟景氣從2001年每況愈下，據悉「小布希留下的國債高達8.7兆美元，儲蓄率負2.9%」，而且2007年的次貸風暴，延伸至2008年的金融海嘯，引發歐債危機，希臘宣告破產。美國終於出現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而我們這個產業傳道人則被冠以「Path Finder」(尋蹤者，先驅)受邀至新加坡APEC領袖會議，貢獻「重建全球經濟」之道。

除了感嘆「同樣是人在當總統，為何會差那麼多呢」之外，我們倡議「IIA-TES」，柯林頓女士稱為「投資美國以促成經濟復興」。我們深入研究的結論，重建全球經濟需要「社會責任投資」，首要工作就是「投資美國」，從充裕美國的財政收入切入，經過歐巴馬加川普共12年的努力，「IIA-TES」至今已逐漸成為主流大趨勢。

想起2008年4月時，一群投資銀行的朋友來訪，從矽谷的辦公室談到餐廳，他們憂心忡忡地說：「你們的生意做不成，就要再見了！」因為這些年的濫開濫墾，他們估計有五兆美元蒸發，只要有一個引爆點，整片地土就崩落，出現一個難以填平的無底坑。難以置信的是，到了9月「美林、高盛、雷漫兄弟、摩根史坦利」等投資銀行，百年基業毀於一旦，通通宣告倒閉。

析探其根源，乃是有一群奸邪之徒，他們的論述是：「用一個議題吸金，就可以玩五年。」這群衣冠禽獸面對著鏡頭，人模人樣地談天論地；但是，暗中盡是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他們利用政府，蠱惑人民，取得大眾資源，透過媒體炒作，把他們完全不懂的東西講到出神入化；結果，工廠蓋了，設備買了，產品生產出來卻不知賣給誰？這些不該來到世間的產品，就開始旅行，從甲地到乙地，從乙地到丙地，奸邪之徒則製造假業績，從十元變百元、再變成千元；而實際上是，他們糟蹋了十元的本錢，其他則一無所獲。之後，這些產品就被棄於電子墳場。如此惡性循環，怎能不引發金融海嘯呢？所以，國際重大會議開始接納「社會責任」的議題，不斷地廣義地詮釋其重要性。

古云：「為政之道，剛柔並濟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意思是：「不放縱詭詐，謹防惡徒，遏止暴虐，制裁知法犯法者；用嚴厲的方法對待不當的行為。」是故，劣質意識早該終止，無能的官更應該被彈劾，而不是弄到不可收拾，才落到倒閉的結局。

由於我們知道中小企業才是國力強盛的根基，所以才參加亞太合會的部長會議；各國代表最好奇的，也是台灣的中小企業。所以說：「台灣有一百萬家小企業，一家一年賺一萬美元，就有一百億美元；一家一年賺十萬美元，就有一千億美元----」三峽山上有一株老榕樹，樹幹不大，但是鬚卻長到地，深入土裡形成支柱；中小企業就像那些樹鬚，保護主幹，再大的風暴都吹不倒榕樹。

榕樹的鬚觸地成枝幹如中小企業

然而，卻可以看見政黨輪替之後的金權掛鉤、貪腐橫行，弄壞了國家的根基。而當我們為了小企業創造一個「人在家中做、賺得世界錢」的環境時，居然貪腐加公器全力肆虐，甚至於監察院王某還將造福台灣產業的發明列為密件至2017年8月16日。

管仲說：「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野荒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上」指政府，上無量係指：「政府官員不遵守法度。」社會必有胡作非為的人，專事欺壓弱小，造成社會的混亂。漢朝的鼂錯說：「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是政府當為之事，才不會穀賤傷農，老百姓才會老老實實地在生產型社會中努力耕耘，創造附加價值。鼂錯又說：「好政策能嘉惠百姓、順應民心，又有三大好處：『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主用足即「國家財政充裕」，漢朝的文景之治就是這樣來的。可惜，因著貪腐橫行，延宕了一個「好主意」嘉惠中小企業，年輕貴族居然打壓富裕台灣計畫。

古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當社會責任投資的原創者在被肆虐至不知所措之際，一場全球蔓延的疫情使她的倡議成為人類史最高價值的發明，正如柯林頓總統引用聖經所言：「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6:9)

1990年去拜訪李國鼎先生時，他說：「我並未做什麼特別的事，只是做該做的事而已。」官員做該做的事，整個社會就產生了翻轉。謝東閔先生曾經說：「傳家有道惟存厚，處事無奇但率真。」但願我們的社會，能再出現存厚、率真的公務員，懂得他們與人民簽定的社會契約內容，並持守遵行。

謝東閔的「國家不花錢的重大建設」成效卓著

社會責任不僅有「聯合國全球盟約」(UN’s Global Compact)在推動，而且至今已經成為全球大趨勢。經上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因著信，而有動力在一片荊棘中，為下一代開出路，為台灣開出路。也在死蔭幽谷中，盼得上帝大能的手拯救，更能翻轉局勢，使我們說：「成了！我們持守的事工，成了！」TES也被譽為「兩刃寶劍」(Two-Edged Sword)指「上帝賦與的權柄」；新世代的開始，善用手中的權柄，呼召七十個長老、三百勇士，一起來管理神所賜的智慧產業，建構金網，幫助人們出黑暗、入光明的國度。